百年悲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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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悲情——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
作者:不详来源:网络收集时间:10月21日 11:14 提交:kwora
“从文化的领域里去展望，现在世界里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而中国的领土里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这个话就说得非常尖锐，非常激烈，当然我想这是夸大了。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文化运动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着西方巨大的压力，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国家都面临着灭亡这样一个巨大的危险，所以大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救亡图存？怎么样来使中国强大？　　那么方法是什么？就是向西方学习。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西方强大，中国弱小。于是就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运动。　　我们最初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鸦片战争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提出来的。师，就是学习，夷，当时是指外国人，就是说首先要学习外国人或者说西方人的“长技”，学习他们的优点。　　那么当时在中国人眼里，西方人的“长技”是什么呢？就是船坚炮利。因为大家觉得西方人之所以能战胜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技术比我们发达，能够制造出军舰、大炮这些现代化的武器。所以中国首先应该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学习西方人在技术方面的长处，学习好了我们再来跟他们做抗争。江南制造局炮厂的品格于是，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就开展了一个运动，叫洋务运动。我们知道鸦片战争是在1840年，而洋务运动是从1861年开始的，当时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都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　　洋务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师夷之长技”。为此，李鸿章们开办了江南制造厂等现代工业，建起了一支很强大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且也向西方派了一大批留学人员，造就了一批人才，大家都感觉不错。　　但是到了1894年，发生了“甲午战争”。我们都看过电影《甲午战争》，大致知道是个什么状况。中国的北洋水师，经过三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面对小小的岛国日本，居然一仗就被打垮了！被彻底打垮了！　　因此人们就反思，认识到仅仅只有器物方面的改革，仅仅只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来保证的话，器物文明学得再好也没有用。当时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严复，他就总结到，西方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绝不仅仅是靠船坚炮利的器物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并且还通过共和的形式，或者君主立宪的形式来保证这种制度文明的有效运用。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就都来推动制度的改革。但对如何改，大家显然是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主张学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那种共和制度；有的人主张向英国学习，搞君主立宪。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是想搞君主立宪，因为当时和我们最相似的日本，它的明治维新搞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既然它能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　　结果大家都知道，戊戌变法虽然推动了很多的新政，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现在有的人简单地把它归咎到慈禧“高升”号被日舰“浪速”号击沉时的情景的品格太后身上，我看也不公平。我想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是各种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国外的势力，也有国内的势力。总之，戊戌变法是失败了，其中有一些人也牺牲了，谭嗣同被推到菜市口给砍了头，其他一些人都流亡了，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流亡到日本去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光有器物改革也不行，要有制度改革，但制度改革如果仅仅只停留在制度本身也是不行的。戊戌变法结束以后，有人说，整个戊戌变法的改革最后就剩下了一个成果，什么成果呢？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其他的都烟消云散，一切照旧。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其实也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原来的情况中去，一定会有所变化。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影响，刚才讲的，还有一批希望发动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人，这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但民主革命派，虽然最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没能够将辛亥革命的成果保持下来，后来被袁世凯窃国，复辟了帝制。所以整个辛亥革命也是不完整的，只是赶走了清朝的皇帝，就整个中国而言，改革还是没有成功。　　于是人们就反思，怎么回事？为什么改革始终不能成功？人们就发现、就感觉到我们深层的思想意识里面有问题——我们的思想还是旧思想，观念还是旧观念，而改革一定要彻底地从思想观念上去改造，然后才有可能改变制度，改变我们的器物。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酝酿、发动新文化运动。　　现在一般的说法都说新文化运动是发生在1919年，其实它在1915年就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彻底地来检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改革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宗法的、血缘的、封建专制的这样一些观念太顽固。这些观念如果不破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更没有办法彻底地改革我们的物质文明。　　所以新文化运动就使改革深入到了意识形态这个层次。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更加积极地向西方文明学习，比如创办西式学校，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想，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武器对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从形式上来看，当时最核心的批判是集中于对儒家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　　比如有一位著名的四川学者，叫做吴虞。他就写了好几篇文章，认为中国的落后、中国的贫穷，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顽固的宗法血缘制度、宗法血缘观念造成的，这同时也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文章影响很大，当时胡适就称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　　总之，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就开始激烈地批判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只有破除了这样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新生的机会。同时，在新的教育制度的推进下，我们整个学科的构建，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研究学问的方式、方法也都发生了变化。　　但是，这时候也有很多人在反思我们这样批判传统是不是有它的片面性，或者说有它的不够慎重的地方。特别是到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欧洲的学者都在反思，欧洲文明既然那么好，怎么还会发生这样一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呢？这同时也引起了中国许多学者的反思。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多人就到欧洲去进行考察，比如梁启超，他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是戊戌变法的主将之一。他到欧洲去考察了以后，回来就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欧游心影录》，记录在欧洲游历时他的所见所闻。　　在欧洲，梁启超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社会萧条的状况，从这里面反映出欧洲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于是他就反思，他说我们过去这些人思想里面想的就是一切都是欧洲的好，西方的好，中国的都一无是处，所以我们就希望用西方的思想来彻底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这样真的就对吗？　　就这样，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在从欧洲考察回来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感觉到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简单地看待西方文化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西方自然有他们优秀的方面，但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优秀的传统，应该有所鉴别地学习西方的东西。　　这些从欧洲考察回来的人，当时就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国学热。我们现在也讲国学热，当时也有一个国学热，也有这样的国学讲堂。很多人觉得，经过几次对传统的批判后，反过来看，中国的东西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也应该认真对待。　　但是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还是向西化发展，所以有些人对传统的研究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传统。比如胡适，胡适很早就提出要整理国故，而且他确实也写了不少关于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东西，有一些也很有见地。但是胡适的目的很清楚，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研究国故的目的是要从国故里面去找它那些垃圾，把这些垃圾给找出来，然后彻底地把它给清除掉”。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的、公允的看法。比如说有的就提出来，我们不但要学习西方的，同时也要认真地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东西，使得这两者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但是我刚才讲到，从整体来讲当时社会的思潮还是一种全盘西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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