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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学”的终结1 | |
| 作者:张颐武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10月24日 13:30 提交:kwora | |
第一编"新文学"的终结 "新文学"的终结 一、"新文学"的话语 所谓"新文学"的概念从五四时代以来一直是描述中国文学发展的最核心的概念。"新文学"的概念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这样的历史分期的描述，而是一种既有历史分期的意义，又有价值判断的概念。虽然一些文学史著作将"新文学"等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但显然这一概念并不能够包括如"鸳鸯蝴蝶派"这样的从晚清以来一直存在的文学潮流，而新文学和这些潮流的"斗争"一直是新文学史的主体。"新文学"实际上是五四时代开始建立的一套文学体制的总体概括，是"五四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它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新文学"与"新文化"相互对应，并且是新文化的最中心和最重要的部分。是"新文化"的皇冠上的明珠。如电影等其他艺术类型的作用和影响远不能和文学相比。其次，"新文学"是和"旧文学"相对而成立的。这种"旧文学"在五四时代和其后的漫长的历史中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典文学，一是晚清出现的与市民文化和消费主义相关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这种文学其实一直与"新文学"共存，却一直被"新文学"所压抑和刻意贬低。由此可见，"新文学"的概念一直完全超越了历史分期的意义，而包含了高度的价值判断。"新文学"尽管内部存在着激烈的分歧和斗争，却建构了一种等级制的关系和一种权力结构，也是一套完整的话语和生产与消费的机制。"新文学"无论在整个文化中还是在文学内部都是核心的概念和"现代"中国的合法性的来源。五四的先驱者正是将"新文学"作为一种高度正面的价值加以倡导的，而此后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经典化"运作而将有关关于新文学的知识的价值"客观化"（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和许多选本的出现以及四十年代以来的"新文学史"写作和教学体制的建立）。在这里，"新文学"绝不仅仅是作家和作品的总和，而是一套复杂丰富的文学体制。这一文学体制首先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核心的文化想象。正是它所最为充分地展现的"五四现代性"的启蒙和救亡的二元结构提供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前提。在王一川、张法和我写于十年前，曾经引起过相当的讨论和争议的论文《从"现代性"到"中华性"》中，我们给予了中国"现代性"一个简单的表述:"它是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这个描述来自李泽厚有关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的经典的命题。这种中国"现代性"正是以西方为参照建构起来的，它的基本形构乃是一种宏大的话语。这里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性的经典的"五四模式"。这一模式被普遍地视为中国现代性的经典模式。根据李泽厚在八十年代的著名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李泽厚命题"），启蒙和救亡这两种"五四现代性"的不同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的基本结构。这一"五四现代性"虽然侧重点和倾向不同，但其以中国的民族悲情为基础，以民族国家的建构为目标，以人的实现为理想，共同构筑了宏伟的叙事。这里一方面中国的屈辱的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经验和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弱者"形象，形成了"中国"救亡图存，建构百年"强国梦"的历史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启蒙摆脱传统的束缚，获得现代的"主体"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得到个人解放，也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新文学"所表现的正是"五四现代性"的核心。其次，它也是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和现代教育的发达相联系的，是通过书面媒介建构"现代性"宏伟叙事的核心的想象。现代出版业当然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最为基本的要素，自晚清以来现代出版业的发达，使得文化的传播更为便捷快速，现代的文化开始确立。而现代的教育的普及更使得"新文学"对于五四以后崛起的中国年轻的新精英知识层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支配了他们的文化选择。"新文学"变成了启蒙和救亡的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实际上，"启蒙"和"救亡"从来不是一种分裂的关系，而是"五四现代性"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建立新的"个人"的启蒙实际上是建立新国家的"救亡"的基础和前提。 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于"个人"的高度推重，其实简单地解释了"新文学"。日本理论家柄谷行人曾经就日本文学的所谓"内面"问题，也就是"个人化"和内心的表现，将之与现代民族国家及现代性的"文学制度"问题连在一起分析。人们通常认为，"自白"乃是从古典文学中解放出来的自我表现，是性灵的直抒，是最接近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柄谷行人认为，"自白"从来不是这样的透明的心灵的表现，而恰恰是一种制度的结果，是现代市场资本主义所要求的"个人"的展现，同时与基督教的自白忏悔的话语相联系。柄谷行人用"内面"的追求描述自白的基础。而这种对于"内面"的追求，恰恰是一个物质性的制度支配的结果。柄谷行人指出:"今天的文学史家称赞明治时代文学家的勇敢斗争是为了’现代自我的确立’时，实际上这只能是对渗透于我们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追认而已。例如，把自我、内面的诚实对立于国家、政治权力这种思考，则忽视了’内面’亦是政治亦为专制权力的一面。追随国家者与追随’内面’者只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而已。发生于明治二十年代的’国家’和’内面’的确立，乃是处于西洋世界的绝对优势下不可避免的。我们无法对此进行批判。需要批判的是由那种颠倒所产生的结果视为不证自明之事的今日之思考方法。人们都要追溯到明治时代以确立自己的思考根据，所见到的印象相互对立，然而这些对立既相互补充，同时又隐蔽了各自的起源。单纯地改写’文学史’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弄清楚文学作为一种制度是怎样不断自我再生产的这一文学之历史性。"柄谷行人将日本的"现代性"的一个关键的方面，"言文一致"的改革和这种"内面"相联系。"言文一致"恰恰是追求言为心声，追求一种文字表达制度对内心的穿透性。这种穿透恰恰并不是内心自由的结果，而是新的文化制度对于旧的制度的取代的需要。这里不是神圣的内心世界对于外部世界的真实感受的到来，而是制度的要求的转变的结果。"内面"不是国家的对立面，而恰恰是国家文学制度的关键的和不可或缺的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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