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位置: 人文社科-> 近代文艺-> 新新中国的形象 |
| “新文学”的终结2 | |
| 作者:张颐武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10月24日 13:30 提交:kwora | |
这里有必要提及藤井省三对于鲁迅的《故乡》的阅读史的研究。这一研究通过《故乡》这一个案非常深入地将"现代民族国家"与"新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藤井省三认为，《故乡》看起来是鲁迅的个人的自我表现的结果，其中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和作者个人的意识，但这里的影响的扩散和经典化的过程却远非单纯。他指出:"《故乡》诞生的二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人们力图打破军阀割据与日本、欧美侵略造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将有名无实的中华民国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故乡》虽然是描写北平、上海之类的大都市与地方、乡村之间的距离，描写知识阶级与农民、小市民的隔膜，知识阶级确实将其作为建设民族国家、具有原型性质的故事来解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又将《故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神话性作品来阅读。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故乡》都是叙述国家建设的意识形态小说。""本书的写作是为了考察《故乡》这一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被不断重构的文本被阅读的历史，同时也是一种描述七十年间以《故乡》为坐标的国家意识形态框架的尝试。换言之，这里讲述的是一个映现在《故乡》这一文本生成过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故事。"藤井省三通过对于《故乡》各种不同读法的详尽的分析，给出了现代文学制度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藤井省三的分析，特别强调了有关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的教育体制与文学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故乡》在发表后迅速"经典化"，进入了国家中学语文教学的体制，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都被共同视为经典的事实，其实正是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和"自我表现"的文学之间不可分的联系。而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个"言文一致"的运动，对文言文的批判和"白话"的"国语"地位的确立正是以象《故乡》这样的"新经典"的确立为前提的。藤井省三用大量材料说明了这一过程。其中有一个细节非常有趣，在《故乡》中的闰土是否藏了碗碟的公案在不同的语境中被不同地阐释的状况异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国家与文学的互动关系。这一碗碟事件，一直是关于《故乡》的讨论中的模糊不清的问题。这里意外地成为了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角逐场:通过闰土藏了碗碟的阐释说明了一种"人性"复杂性的表现和启蒙必要性的证明，被认为是具有个人性的阐释;而将闰土没有拿碗碟作为立论基础的则是基于对于农民的国家主体地位的认同;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无意识的"浮现"。这说明"新文学"的想象乃是以中国"现代性"的宏伟叙事为中心的表达。 与此同时，"新文学"提供了一套有关"纯文学"的话语。这套有关"纯文学"的话语实际上与"启蒙"和"救亡"的话语相辅相成，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纯文学"的呼唤正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的超越性的理想。一种"纯文学"，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一直追求，而一直没有机会实现的目标，是五四的现代性的一个不可缺少、却一再被边缘化的方向。"新文学"一方面有其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有一个和传统的"载道"文学决裂，使"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得以彰现的目标。前者作用于社会和公众，后者作用于文学本身。新文学一面是"遵将令"，在启蒙和救亡的总体的目标之下活动，另一面也是"现代性"的文化制度的专业性的建制的一部分，是独立的艺术类型，自有其内部的要求这就建立了一种和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不同的严格的"文学"意识。其实"纯文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的基础的。所以在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之外，仍然有一种"审美的现代性"在发挥作用。 于是，追求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目标和"纯文学"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文学"最复杂和最微妙的关系，也形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部的持续的紧张。在五四的先驱者那里，这两个目标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李大钊署名"守常"于一九一九年发表的名文《新文学的使命》中，他就枚举式地提出了三个"新文学"的关键的方向:"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这些见解一方面强调了"新文学"的社会作用和对于个人的作用，另一方面明确点出了非常类似八十年代的"回到文学自身"的观点。这个"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显然具有"纯文学"的特征。至于创造社的早期文学主张更标举艺术的独立性，如成仿吾就指出:"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至于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将"言志"和"载道"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两种模式以阐释"新文学"的历史的延续性的时候，更是强调文学的"无用"。显然这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的传统。而"新文学"中的唯美主义的潮流也一直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实际上"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有所谓"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不同的道路和选择。根据周小仪的研究，"新文学"中的这种不同的选择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两种不同的经验:生活的参与和艺术的体验。因此它们也是对中国现代性的两种不同形态的表述方式。它们的区别是建立在它们之间的联系之上的，它们的矛盾是建立在它们的同一性之上的。它们之间之所以可以转化或者位移，所依赖的就是这一共同的现代性基础。" |
|
 下一篇：“新文学”的终结3
上一篇：“新文学”的终结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