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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学”的终结3 | |
| 作者:张颐武 来源:网络收集 时间:10月24日 13:29 提交:kwora | |
但倾向于"审美现代性"的"纯文学"的这一传统在中国的现代性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的机会，也一直在中国"现代性’的文学制度中受到压抑。其中的原因鲁迅的《呐喊·自序》中的表述其实最为透彻:"……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鲁迅的表达非常清楚地点明了由于中国的"弱者"的地位和中国的民族危机的紧迫性，唤醒国民的任务远远超越了对于"纯文学"的追求。新文学塑造中国人的自我想象和世界观的能力使得它一直在现实中具有中心的地位。于是，对于"纯文学"的追求并不是被"新文学"所抛弃，而是被"新文学"的启蒙和救亡的宏大的话语所悬置和延宕。这意味着"新文学"为了更加紧迫的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的使命，不得不将所谓"纯文学"的实现放置到了未来的社会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新文学"放弃了"纯文学"的追求，而是说认为在这种民族危亡和"现代性"未完成的状态中，还没有追求"纯文学"的可能。所以鲁迅对于自己的小说与艺术"距离之远"时的自谦式的自信正是这种历史要求的表征。在"新文学"的几乎所有时期，我们一再看到这种"纯文学"的追求被压抑和"审美现代性"的被否定。这恰恰是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弱者"的状态所决定的。中国的"纯文学"和"审美现代性"由于中国的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性而不可能象西方现代性中那样得到充分的展开。对于"象牙之塔"的谴责和批判一直是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方面。因此，"纯文学"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巨大的焦虑之中。在"新文学"制度发展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两个时期都没有充分的实现自身。但它却是"新文学"内在的合法性的依据之一。 由此可见，"新文学"乃是中国现代性的一整套文学话语。它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时期。所谓"中国当代文学"正像洪子诚所指出的:"这三十年的文学，从总体性质上，仍属’新文学’的范畴。它是发生于二十世纪初的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的产物，是以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作为运载工具，来表达二十世纪中国人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矛盾、焦虑和希冀的文学。""新文学"强有力地规范了文学发展的主潮，它所构成的"文学制度"和话语规范，异常强有力地限定了文学的范围。它具有下列两个特点: 首先，"新文学"话语乃是中国"现代性"的唯一的标准的形态和话语，它在中国历史中是发展得最为充分和完整的文化话语。它不仅仅产生了象鲁迅这样代表中国新文化的世纪伟人，而且还发展了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宏大的话语，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完整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前提。 其次，"新文学"的制度和话语，在文化上始终居于中心地位，支配着整个文化的发展。"新文学’的文化中心地位乃是不可动摇的。任何与"新文学"话语不同的文化话语都处于边缘和次等的地位。如文学领域的"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和电影领域中深受"鸳鸯蝴蝶派"文学影响的早期中国电影都一直受到否定和批判。而象赵树理这样的左翼的大众文学，也一直被要求进行"提高"。"新文学"话语正是中国新文化的核心和基础之所在。五四以来的任何文化形态都建构在它的话语作用之下。"新文学"的概念和它的文化中心的独特位置都标志了它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的历史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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