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个人道德的最高原则，力的平衡是群体道德的最高原则。这是个人道德与群体道德的根本不同。这一根本不同决定了个人道德高于群体道德。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一致认为王道高于霸道。孟子说：“促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儒家专谈王道，不谈霸道，因为王道能定于一，而霸道则能。王道的根本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王道实际上是凭借君王个人高尚道德的力量来实行和维系的。“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行王道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推己及人。《孟子》里的《见梁惠王上》和《见梁惠王下》两篇的主题就是要说服君王行王道，不发行霸道；这样劝说的根本理由就是仁者无敌，必王天下；霸者构兵，终不能保自身。前者由我出发而至无我境界，把小我扩展成大我；后者由我出发而至加兵于他人，最后会把我之身家性命也丢掉。依此而言，依个人道德的根本原则行事的结果不知要比依群体道德的根本原则行事的结果好多少倍。这就是说，在中国传统道德思想里，人们普遍认为，从最终结果看，王道高于霸道，也就是说，个人道德也高于群体道德。而结果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境界。而且，中国人深知，只有马上才能得天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要保天下，要长治久安，就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能仅仅依靠枪杆子了，必须通过仁政，由明君贤臣来治理。“马上得天下”，靠的是力；长治久安，靠的则是力的平衡，而要维持力的平衡，却要靠一个一个的人。从这个角度看，个人道德也高于群体道德。
基督教传统一致强调爱的诫命高于律法，这本身就隐涵着个人道道德高于群体道德的思想。首先，在基督教思想家尼布尔看来，爱的道德是耶稣的道德，它首先是个人的伦理，因为他的主要兴趣是个人生命的质量而不是现实社会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社会是一个利益斗争场，而稣耶的道德却要人不要考虑衣食的的问题。《马太福音》6:31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他认为，耶稣的道德不适用于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其次，个人具有良心，而群体却没有。良心使个人即使在与他人的冲突中也能考虑到他人的需要，不致做出太残酷的事；但在群体却不能这样。群体的之间的关系就是政治，而“一直到历史的结束之前，政治都是良知与权力交战的领域”，一方面上个人的良知，另一方面是群体的权力。在良知与权力的冲突里，权力总是当时那场战斗的胜利者，良知在当时那场战斗里总是被牺牲掉。“人类精神中存在着一个悲剧：人类没有能力使自己的群体生活符合个人的理想。作为个人，人相信他们应该爱，应该相互关心，应该在彼此归来睥秩序；而作为他们自认为为种族 的、经济的和国家的群体，他们则想尽一切办法占有所能攫取的一切。”这就是说，个人可能是无私的，至少在良心上认为自己应当是无私的；但群体却不可能是无私的，它甚至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对此，德谟克利特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说，“没有任何方法能使官吏避免不公正，即使他们是完全廉直的人。因为官吏对别人负责是不合乎自然的，他应该只对自己负责……不应该是从属于别人之下的。”为官（代表群体）而不违背自己的良心，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人可能是理性的，而群体却不可能是理性的。“把个人生活纳入秩序自然要比在个人生活与他人生活之间建立起综合联系要容易得多。理性的力量经常在第一个任务之中就被搞得筋疲力尽，再没有精力试图去完成第二个任务。”
第四，个人能够以其良心为根据而反抗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当一个人的良心被另一个团体――不论它是宗教团体还是政治团体――赋予特征并且得到加强化时，他就能最有力地反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团体。……这一事实揭示了那种不道德感的社会向度与个人向度之间的终极悖论。”这个终极悖论就是：个人可能是道德的，而群体去不可能是道德的；因为个人虽然是不道德的，但群体却比个人更不道德。这说明在实现超越性上，个人具有比群体更大的可能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