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赢正统一中原以前，他的太尉尉缭曾经说：“我从秦王这个人的长相和声音可以知道，他残忍而少仁德，中怀虎狼之心，一旦得志于天下，百姓皆为鱼肉矣。”不幸的是，尉缭的确言中了。秦赢政认为自己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其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乃采三皇五帝之尊号，自称“始皇帝”，并说：“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他并无修身之德，却将皇天大道的名份以及权柄全部予以剥夺。人治彻底地取代了大道的天职，将人间帝王将相根本无法承担的天任据为已有。“尊天道”置换成了“尊皇帝”，彻底的离道失德就由此全面展开，人间的造神运动也就由他而始，尊道贵德被他抛弃得一干二净，新兴的就是“尊皇贵权”的漫长时期。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思想，是阉割黄帝法道文化之“道”、而仅取其法中的刑畸形发挥而形成的学说，它是丢失道德基因文化最为严重的学派。法家的治国，纯靠权谋、杀戮和酷刑。一部《韩非子》，其诈术阴谋波谲云诡，只见威而不见德，只知利而不知义。韩非子本人即是个“口吃”者，心开窍于舌，结舌者即反应出心灵中智强慧弱。这种生理性残缺，从他《解老》而不通老中即可以明显看出。韩非子相信，孔孟那一套都是虚幻不实的玩意儿，唯有严刑酷法、权威实力才是硬梆梆的人间正道。
然而，秦始皇却正是全面采纳了法家的严法酷刑治理万民，一人犯法，株连九族，一家犯法，邻居连坐，绝无道德教化。“事皆决于法”，“以吏为师”。酷刑的滥施和刑狱的无限扩大带来无尽恶果，秦朝人口一共两千万，囚徒却有两百万之多。为了防止百姓反抗，秦始皇将国土分为三十六个郡县；将天下所有的兵器收集起来，在咸阳销毁，铸成十二个重达十二万斤的铜人。并下诏改年始，易服色，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钳制思想言论。
秦始皇曾经五次巡行。每次登山，阿谀奉承的文人墨客都像哈叭狗一样为他树碑立传，赞诵他的神明圣达。秦始皇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抛弃道、德、仁之治则。不准人们信仰大道，他惧怕先祖们的道统，禁止诵读《尚书》、《诗经》，为了确保自己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过秦论》），不惜制造千古遭唾骂的“焚书坑儒”事件，对传统道德根文化进行全面毁灭。
秦始皇，不愧是春秋战国五百年历炼而造就的一位枭雄，他身上表现出的是人的力量和意志的巅峰。但是“背天之道，国乃无主”的自然法则，毫不留情地令秦王朝二世而亡，这是人的藐小与可怜的写照，也是人的狂妄被天道碾得粉碎的昭示！可惜，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惨痛，由于五百年无情杀戮沉淀积累的因果惯性推动，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潜在能量没有能够使东方中国真正重新回归到先祖的大道根文化之中。在汉朝初期短暂回返之后，又重新卷入自然因果周期律之中，整个民族从此深陷于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怪圈，人杀人、人斗人、人治人，家里斗，窝里反，反复重演着自残自虐，一共穷折腾了漫长的两千多年，迄今仍然阴魂不散。
从战国春秋至汉武帝以后，封建文化日臻完善。整个社会在离“天道”日远以后，“人道”也就逐步精细起来。尊皇贵权的利益相争，最终也就使“人道”演变成了“兵道”，成了“霸道”，主宰中国社会命脉的始终都是法家和兵家。史实无情地应验着鹖冠子的一句无名格言：“人道以兵为先”。既使好不容易才跻身于国家教育“独尊儒术”地位的儒学，也只能成为法家和兵家的“嫁衣裳”和盖丑的“扑面粉”。两千五百年来，任何一个朝代的天下都是依靠刀枪剑戟拚杀而建立，使用专政淫威来进行维系，运用改良儒学加以粉饰打扮和掩盖。以人为本的自省自救，终于成了以兵为本的自残自虐。
总揽历史的时间表，我们不难看出从周幽王“背天之道，国乃无主”败国之时起，整个中国就陷入了自然因果周期律的周期性自残自虐：反复在四分五裂中兵戎相见，自相残杀；然后又在专制一统的平静时期，又自虐式地相互摧残。孟子曾经说“春秋无义战”。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五百年连番不歇的非义之战，才构成了长达2500年循环不息长期反复的不义之战，深陷于自然因果周期律之链中滚动。
2500多年以来，这个自然因果律的周期性极为惊人地相似：
第一周期：春秋战国，自相残杀了五百多年；经秦朝过渡，进入汉朝约四百年的大一统。
第二周期：魏晋南北朝，自相残杀近四百年；经隋朝过渡，进入唐朝约三百年的大一统。
第三周期：五代、十国、辽、宋、夏、金，相互残杀近四百年；经元朝过渡，进入明朝约三百年的大一统。
第四周期：满清统治和西方入侵，近三百年；先有中华民国，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一统。
两千五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这个自然因果周期律怪圈，一直像羊癫风的痉挛一样定期发作，时间一到就将整个社会抛入周期性的大震荡中抽搐挣扎。这个因果周期律的共性特征，是“兴短衰长”。尽管汉、唐、明三次大的封建专制一统都有三、四百年之久的时间，但是每一个周期律的兴盛期却是短暂的；而且都是仅仅在开国之初平息权争之后才开始兴盛。汉朝的兴盛，在第三、四代皇帝时期；唐朝的兴盛，在第二、三代皇帝时期；而在明朝时能够称得上平静的日子，在三代帝；如果将满清入关统治中国所带来的平静计算在一起的话，同样也是在前三代帝。封建专制一统的历史规则，似乎是大因果周期律中的小周期律，普遍都是从第四、五代时就开始迅速腐败变乱，然后就进入长期的相互自虐式的内耗残杀，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与苦难之中，直到演变成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或者落入外族人之手。
这，就是封建专制的周期律和不治之症。
但是，中国人好像从来不愿意从这个久久不醒的周期恶梦中惊醒。没有人思考如何砸断这个反复将整个民族带入深重灾难的因果周期律链环；没有人主动去寻觅这个可怕的因果周期律链环的发生之端、祸起之源；没有人能够主动去探索她这沉疴顽疾的治疗之本。
儒学的鼻祖孔子，曾经无比凄凉地叹息说：大道之行的日子，我虽然没赶上，可古书里有记载。那时候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如今大道既隐，各私其私。精于常道的孔子，他一生虽然长期不懈地努力，想一展抱负以仁义礼来恢复昔日神州的风貌，但是他失败了。垂暮之年的孔子，曾经绝望地说：“凤凰不再飞来，我也梦不见周公了；天下无道已很久，我行道的希望也破灭了”。
通于大道的老子则超然于精于常道的孔子，他早在这个因果周期律链环形成的那一刻，就已经洞悉因果形成的前因后果以及解决之道。他早在2500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皮取此。”（《老子·德道经》）。
老子在这一段预言般的揭示中，不仅将中国社会发展的病因完整地揭示清楚，而且对社会因果周期律大循环的症结也开示得明明白白，同时还指出了治疗之法，砸断因果周期律链环之技术，以及彻底根治之道。
“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一切社会祸乱的病根，全在于“忠信”的淡薄！那么这个“忠信”应当如何解析才符合老子的本义呢？这个“忠信”二字，对于常道中的百姓而言，只有具备信任、信仰、信念才能进而表现出“忠”。如果信德未立起来，或者不厚实，那么这个“忠”也就没有依凭，愚忠也就容易生成。由于东方古文化是修之身的文化，是天人合一为前提的文化，是象形表意的文字文化；所以，这个“忠”字的象形表意，我们需要提取出来解析，才能明了和掌握整个“忠信”一词的本义。
“忠”，由“中”和“心”共同上下构成。“忠”所象形表意的是：用“心”将自己阴阳复合的生命与道相连接，绝对尊从大道，恭顺大道。上面的这个“中”字，是指一气贯通阴阳，连接天地大道的象意。修身而天人合一贯通阴阳、显隐为“中”。“中”连接在“心”上，构成“忠”字，也就是修身实践天人合一，心与道合，唯道独尊，服从大道，尊道贵德，而立世处事，恭顺做人。
由此可见，圣人之治的修身方法论，才是中国古代道德文化基因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同时修身也是道德文化基因转录、翻译、启动、控制的最佳机制。通过修身实现和保持天人合一，尊道贵德是为人处事修身治国的原则。只有真实地在自己的身国之内，通过修之身具备这个“忠”才能生成最正确的信德，从而培养信德的厚土，牢固确立对大道的信念，维护对大道信仰的永不动摇。使人能成为尊道贵德之人，社会能成为尊道贵德的社会。缺乏这个修身的“忠”，那么“信”也就极为容易淡化于无形之中。在老子的学说中，“忠信之泊”，就是丢失了修之身，不能够天人合一，不能感格、体悟大道真理，而不能尊从顺应大道，对道的信仰和信念丢失和淡漠，对天道丧失敬畏顺从。“忠”与“信”这两种最宝贵的精神都淡薄，对大道的“忠”丢失于前，就必然丧失信德于后。对大道“忠”和“信”的丢失，这才是人的身国内混乱和社会动乱“乱之首也”的根本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