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余年的战国春秋大混战，使整个社会对道德根文化基因的忠信，全部浸泡在腥风血雨之中，蚀失消融，淡泊虚化。同时，道德根文化基因全面发生基因缺失和异变。尊道贵德的信仰雪崩，导致封建文化病态性的畸形崛起。封建文化的生成，取代了“尊道贵德”，而蜕变成为“尊皇贵权”。精神文化，从“唯道独尊”扭曲成为“唯儒术独尊”的皇权文化；社会文化，则异变成披着仁义礼信智外衣的奴才文化。
皇帝取代了自然天道之职，凡人剥夺了大道的权威与荣耀。“道生之，而德畜之”（《老子·德道经》）的人类和万物，都是道所同根生，天德能量所共养，本应当是平等的地位。但是在封建文化的扭曲中，却全部成了皇帝的奴仆，皇帝充当起人间的上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国家、社会、民众全部都成了他羊圈中可以随意宰割的羔羊。道德基因文化的丢失与畸变，封建文化的形成既锻造出2500多年以来因果周期律循环的死结不解，同时严重阻扼着道德文化的回归，屏蔽着文化基因的修复整合康复。
封建文化畸生而取代了道德文化基因之后，由于封建文化的始作俑者全都丢失了“修之身，其德乃真”（《老子·德道经》）的实践，一切知识都是依靠双眼在外部世界寻觅而得，因此也就不能正确“转录、翻译”道德根文化时代的文化基因，对古代圣人在修身而天人合一状态下获得的真知文化，也就难以解读。只能站在封建文化的窠臼里，全面对道德根文化经典的遗产，进行篡改和歪曲性的转录翻译；对道德文化基因全部进行改头换面，让道德文化为封建文化服务，为“尊皇贵权”所利用，为“儒术独尊”所遣用。
西方最著名的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当年曾经对中国封建文化中的“尊皇贵权”百思不得其解。他说：司马迁学识渊博、通古晓今，为什么从未考查过皇帝大权合法性的根据在哪里？他随意阉割臣民的权力是谁认可的？为什么皇帝可以做出冲动自发的、无理性的、不可预测的行为，臣民却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投诉的法庭？
西方学者的这一疑惑，是由于他们是在信仰上帝的精神文化土壤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众生平等心和法制和民主早已经深植于灵魂之中。而中国在历史上，却恰恰在2500年前这一期间，将黄帝所创造的尊道贵德的法制与民主文化，不仅未加继承发展，反而予以彻底毁灭，“唯道独尊”在五百年鲜血的洗涤冲刷中淡化，并且同时用“尊皇贵权”的封建文化完全取代了“尊道贵德”的道德文化。西方学者用西方的君主帝制观念套用于中国的东方帝王制，当然也就百思难解。
当然，费正清这位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的西方学者，最后终于还是找出了其中的差异，看出了门道。他在他的《中国历史新论》中分析说：中国的天子，实在就等于我们所说的“人间的上帝”，他的所作所为，正像当今保险业者所说的“不可抗力、天灾”，即上帝的作为（An Act of God）。相信永生的西方人都敬畏上帝，而只关注今生的中国人却只是害怕触怒皇帝。中国人的上帝就坐在京城皇宫的宝座之上。
道德根文化基因的断裂，修身实践的丢失，封建文化的崛起，人为造神而取代天道。使根本不修德、不识大道的人却成了人世间大道的“代言人”；使那些有罪的人却冠冕堂皇地充当起“正义之神”；使德性品格和能力有限的人却握有无限权力；使自私藐小可怜的人却成了目空一切的至高者。封建文化取代道德文化，这就是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总导演。
封建文化，是这2500年恶性因果周期律循环不息的催生婆。由于窃取了大道威荣的“真龙天子”一手遮天，不容异己，道法不尊，刑法不约；臣民要想伸张正义，除了阴谋计策和反叛操戈，也就别无它途。这种现象，又反过来加重了皇帝的恐惧心理和血腥独裁。两者之间恶性循环，愈演愈烈，使得中国即使在大一统年代的社会环境中，也没有多少平静祥和的日子。
秦朝和隋朝的暴政造成民不聊生，冤魂遍野，史书详载。汉朝开国时期，刘邦这个以仁义自称的帝王，先是论功封侯，但不久便开始逐一运用各种罪名借口，将开国功臣全部诛杀干净，让自己的儿子们一个个地取而代之。唐朝开国，李世民“玄午门兵变”杀死了有望继承皇位的兄长李建成，并逼迫老父退位，以成就王朝帝业。明朝开国，朱元璋杀功臣，废宰相，前后有几十万人被卷入而遭殃。宋朝开国，赵匡胤对开国功臣处置别开生面，那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一杯酒就解除了所有亲信将领的兵权。但是，却使宋朝从此有兵害怕用将，北部边防形同虚设，最终导致外敌入侵南迁。
2500年之中，因果周期律循环反复，四大周期性的“治而乱、乱而治”重复上演。打得血流成河，杀至尸骨如山以后，新朝开国，每个朝代都是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平和安定一个时期，但是却总是一阵子而已。从第四代和第五代开始，就避免不了再起祸乱，家里斗，窝里反，大打出手，一直闹到帝国分崩离析，全国血雨腥风。
以史为镜，前汉虽有文景之治的辉煌，但是接下来却是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紧接着王莽篡权，整个汉朝帝国混战了二十年，中国人死了三分之二。后汉虽然诞生出光武中兴，可是好景并不长，又是外戚与宦官相斗的如火如荼，几度彼此斩尽杀绝，最终引发了三百年的大内战，直至灭亡。
在历史上，被世人称赞的大唐，前唐有贞观之治的荣耀，可是紧着就是武则天的篡权，导致长达九年的宫廷残杀。后唐虽然有开元之治的中兴，可是紧接着却是唐玄宗痴迷于杨贵妃，又导致长达九年的安史之乱。中国人从九百万户锐减到二百万户，四分之三的百姓死于战乱。
明朝的现象同样是前朝的翻版，虽然有朱棣之治带来一时的喘息。但是紧接下来便是一代接一代的昏君、奸臣、宦官迭起，昏庸暴虐，民不聊生。最后暴发李自成的揭竿而起，吴三桂引清入关，全国混战长达半个世纪。
清朝是满人入关，却也难逃中原帝国因果周期律循环的怪圈。清初有所谓的康乾之治，但是紧接下来同样还是腐败、堕落、苟延残喘。最终列强破门而入，百年之间战火纷飞，人间炼狱。
春秋以来的2500间，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大动乱的日子全部相加在一起，还不足1000年时间。而且，那怕在这种拼凑在一起不足千年的专制一统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平安、详和的日子，也不过只有三百年左右。其余的七百年，仍然还是离不开窝里斗、家里反，自相虐待。例如外戚之祸、宦官作孽、党锢之争、藩镇割据、东厂西厂、冤案恐怖、残酷劳役、政变、兵变、民变、文字狱、这反那反，等等……中国社会始终还是生活在自相残杀、自相虐待、互为旧的因果报应释放和新的因果生成之中。2500年以来，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所谓的大治，在时间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瞬间，就必然还是又要回到天下大乱。长治久安，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甜蜜梦幻。
从春秋到民国，八十一个朝代几乎全部都是在战火和谋杀中诞生，而且每次朝代交替时，身在其时的帝王几乎都是死于刀剑、毒药和囚禁。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这面古镜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文化严重的弊病，它盲目地缔造人间的“上帝”，而且没有法制和民主对这位反复登台的“上帝”进行牵制和制约。封建文化，它背叛了道德根文化，造成道德根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正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文化基因，才造成整个社会深陷于可怕的因果周期循环律之中，它没有止境地在自然因果周期循环律的怪圈中滚动不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