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2500多年的四次自然因果周期律的无情滚动中，伴随着腥风血雨中国的文化也曾经试图寻觅社会的出路。第一次长期大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多年，文化阵营诞生出了儒、道、法、兵、墨等诸子百家；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的离道失德，道学、儒学皆遭冷遇，相反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变的法家和兵家反而成了坐上宾，人道以兵为先。文化学术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和奴才。大周期律中的第二次战乱中，魏晋南北朝共约四百多年时间，佛学与佛教吸取大量道学的内容和儒学的内容，从而在社会上获得了一次大的发展；但是却仍然未能给当时社会或者后世带来历史命运的改变，杀戮似乎反而更加凶残。在大周期律中的第三次战乱中，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将近四百年期间，理学将佛学、道学和儒学的内容加以揉合，弄出了一个四不象的学术。使根文化基因，在封建专制文化系统之体上完全消失，反而产生了文化的基因癌变。
在四大周期律的反复出现之中，有个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当大道昌盛行世之时，必定预示着大治的盛世出现；但是每当佛学在社会上畅行兴盛之时，却又常常昭示着社会上将会大乱；而改良儒学在社会中大行其道之时，却总是必然会将好端端的治世引入乱世之中。这种现象粗看起来似乎难以理解，特别是佛学兴盛时总是伴随着社会乱象的同时出现，使许多学者难以解析。其实从因果释放的规律性而言，这种现象的责任并非是在于佛学本身，而是因果释放关键期的必然需求。
道学、儒学、佛学这三大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像一个铁三角一样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大体系。这个“铁三角”，不论是顺转滚动、还是逆向滚动，当它们进入社会主流文化领域彰显以后，都会昭示和伴随着整个社会的“治、由治入乱、乱”三步曲的滚动性变化循环。这种规律性足以令人警醒和深思，我们应当透过文化现象的表象而进入文化基因中进行综合解析，才可能寻觅到正确的答案。
2500多年的历史反复重演，是在无情地告诫后人：只有复兴道德根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出路。近代，我们可以看到，改良变相儒学其实始终稳居于主导地位，同时佛学又开始在民间光大兴盛起来，但是道学却始终处于低迷不振兴的状态之中。这种铁三角滚动的情况，同样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和重视。所以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民间也有这种说法，那就是说：当佛学非常昌盛的时候，那肯定是将要乱的时候；如果道学昌盛的时候，那肯定就是社会将要大治的时候；如果儒学非常昌盛了，那肯定就是要由治进入大乱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值得人们警惕的一个历史周期怪现象。
西方的文化，从根本上而言是宗教文化。西方的文化也曾经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历史上也曾经正式介入中国文化，试图取代封建文化而拯救中国人的“灵魂”。西方传教士其实在唐代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但是那时他们没有市场。在明清时期，由于儒家理学畅行，连诵读《易经》也被无情地取消了，只允许诵读精神营养能量极低的《四书》。“八股兴而经说亡”，将整个中国社会弄得精神营养贫乏不堪，他们才有了立足之地。在清朝康熙年间，因为传教士同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成果，将科学与宗教捆绑在一起推荐给康熙，也就真正立下了足跟，掀起了西方文化与封建文化进行的一次较量与比拼。结果，以洋教的失败而告终。
公元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敕令，列数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西方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康熙亲临宣武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源”两副匾额，还作诗称颂耶稣。当时，传教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数十种，又帮助中国制造火炮数百门。康熙大帝每日请教士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三人入宫授课两三个小时。康熙还开了海禁，使中国土地上破天荒有了外国洋行。
但是，好景不长，西方洋教却触动了封建文化最敏感的神经。十八世纪初叶，梵蒂冈教廷派遣34岁的主教多罗来华，以“捍卫纯正信仰”为名发布谕令：不能用“上帝”这个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一类匾额；不准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违反者开除教籍。
康熙嗅出了这谕令中的弦外之音和潜在危险性，立即将他逐出国门。康熙说：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乃是孝心与敬心的表达，与基督信仰毫不冲突。教皇却还是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又再次派主教嘉乐前来重申谕令。康熙曾经十三次接见他，寻求解决的办法，见毫无变通余地，于是朱批如下：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几年后，雍正皇帝终于真正敲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丧钟：信教的中国人一律处以极刑，教堂一律没收，传教士一律赶出国门。雍正说：你们想把中国人变为信徒，成为你们君王的顺民吗？一旦上万艘洋船来了，中国就大难临头了！
梵蒂冈教廷的刚愎自用，对中国道德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孤陋寡闻，不识封建文化中“忠孝”二字对维护皇权和社会人心稳定的双利性，盲目坚持“唯上帝独尊”，却不识中国封建文化既然能够将自己民族固有文化基因中的“唯道独尊”，轻而易举地替换成“唯儒术独尊”，这该是多大的势力和能量性！并且，这个“唯儒术独尊”全盘取代“唯道独尊”已经苦心经营了2000多年，具备着牢固的根基，梵蒂冈教廷想仅凭两道谕令就予以撼动，自取其辱也就是在所难免之事。西方最后也只好凭借武力破门而入，用枪杆子撑着脊梁宣传“福音”，而对中国古代道德文化时期就早已经固有的“上帝”一词，戴在Deus头顶上是否合适，也不了了之地采取了默认。但是不许祭祖之类，迄今也未见变更。
以史为镜，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由于文化基因的缺失和异变，这个文化怪胎的疾病，并不是“外”科所能医治得了的，还是需要“内”科治理和调节。
中国东方的文化，其实应当自己救自己，自己医治您那自己因为文化基因缺失和异变所产生的疾病，而不能仰人之鼻息，“外”科难以医治“内”科的疾病。因为您那古老的道德文化基因，才是东方震旦文化之根！修复道德文化的基因，使道德文化基因中的三项功能全部恢复勃勃生机，将遗传信息完整地转录和翻译，并且迅速分布于每一块组织器官和神经之中，那么自我修复也就能在短期内迅速地完成，各种顽疾都将不药而愈；而且，自然因果周期律的链环也就必将断裂开来，不再困扰这个多灾多难长期自虐的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评中国封建社会：这真是一块活的顽石！那么这块顽石也就必将会在道德根文化的复兴之中，转化成为玲珑剔透的瑰宝！如果在21世纪初，中国能使道德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全部完整地转录、翻译、调控，您就必然将会获得新生，成为新世纪在东方重新崛起的巨人——道德文化昌明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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