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世代传承，延续不衰。在中华文化中，传统道德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传统道德是否具有现代适应能力？换言之，中华传统道德对于现代化是具有助力，还是具有阻力？在讨论中，形成了观点对立的现代派与传统派。现代派认为，中华传统道德就其本质而言，它具有现代性的特质，能够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传统到现代，需要经过文化转化：传统派认为，中华传统道德就其内容而言，它是历史的，一股来说，对于现行化运动所起的阻碍作用是主要的。
我们认为，不能割断传统与现代的联系，简单地评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应该承认，中华传统道德具有现代意义，能够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必要的助力。从理论上说，人类社会具有从过去到现在发展的过程性，那么，人类文化就具有从传统到现行转变的适应性。虽然具体到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有所差异，但是，总的来说是如此。从实际上说，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从来都表现为从源到流的过程，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来看，是向着现代化演讲的。具体到中国传统道德，虽然其中各组成部分的现代性适应能力有强有弱，由传统到现行的转变有先有后，但从本质上讲，它并不天然地对现代化进程具有障碍性。当然，要持久地发挥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性张力，必须做到：第一，深刻认识并不断发现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避免将传统与现代机械地对立起来，第二，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促进中华传统道德的现行性转换，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
确立中华传统道德与中国现行化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承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是前提，促成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换是条件，确认中华传统道德现代性转换的载体是关键和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中国式现行化进程的广阔前景。在中国式现行化道路上，现代化的进程是由精英群体向大众群体传导的。显然，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社会精英群体，对于中国式现行化进程起着主导性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中华传统道德与现行化的良性互动关系，至为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传统道德的认识和态度，对于全社会起着引导作用。在社会现代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性进程中，发挥中华传统道德的现行性价值，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表率和带头的作用。
为了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传导作用，首先必须从理论上确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其中虽有一些因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显示出历史局限性或滞后性，甚至是落后性，必须予以扬弃，但其主要部分和文化内核则是合理的和优秀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传统美德，如：孝亲尊师，尊老爱幼，团结友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慎独修身，吃苦耐劳，先忧后乐，公而忘私，自强不息，诚实守信，谦敬礼让，惩恶扬善，勤劳节俭，爱家爱国，廉洁奉公，仁爱平和，威武不屈，知耻自励，明智勇毅，等等，有强大的文化感召力和透射力，世世代代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中华民族克服内乱、抵御外侮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社会的发展总不能建立在沙丘之上，需要有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因此，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中国传统美德。做一个中国人，不能不懂得中国文化，不能不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做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就应该做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模范。
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题中之义，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善于继承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就不能在思想上壮大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必须善于继承人类在各个历史时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创造全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他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如果像洗澡水连同婴儿—同抛弃的做法，是盲目的、愚蠢的。为了继承中国优秀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切文明成果”，否则，就是思想僵化，就是愚昧：江泽民总书记也强调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文化建设决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认真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
共产党人要做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模范，这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所决定的：一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是先进的，是世界水平的：二是其文化特点和属性是中国的，因此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其根本目标是：（1）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2）不断丰富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铸就大众的、科学的、民族的而又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道德形式，使社会主义道德更加具有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3）更好地协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4）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成为社会思想领域的主旋律，促进社会主义稍神文明建设，形成并加强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轻视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是浅薄的和无知的，应予克服，抹煞中华传统美德的合理存在，是历史虚无主义，因而是错误的，应予批判并得到纠正。
其次是由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善于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包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否则就不能进行文化创新，就不能在世界文化进步的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纵观世界文化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离开了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而能够占据文化发展巅峰的。
再次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道德要求所决定的。共产党员既要具备并身体力行无产阶级的先进道德，又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共产主义道德同中华传统美德本身具有兼容性，而不具有排他性。刘少奇在其经典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所论述的共产党人的道德，就是共产主义道德与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结合体。他说：共产党员“具备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有明确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所以他能够对一切同志、革命者、劳动人民表示他的忠诚热爱，无条件地帮助他们，平等地看待他们，不肯为着自己的利益去损害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他能够‘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为人家着想，体贴人家。另一方面，他对待人类的蟊贼，能够坚决地进行斗争，能够为保卫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利益而和敌人进行坚持的战斗。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党内、在人民中，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同别人计较享受的优劣，而同别人比较革命工作的多少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能够在患难时挺身而出，在困难时尽自己最大的责任。他有‘富责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革命坚定性和革命气节。”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一切先进模范人物，在他们身上莫不既映无产阶级的先进道德，又张扬了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如视死如归、舍身取义的李大钊，自强不息、威武不屈的杨靖宇，大义凛然、不怕牺牲的刘胡兰，吃苦耐劳、公而忘私的草原小姐妹，先忧后乐、鞠躬尽瘁的孔繁森，等等，既是一代又一代人眼中的英雄豪杰，又是后世子孙心中的道德楷模，他们的感召力愈久弥坚，影响至为深远。总之，无论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抑或是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共产党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角度看，共产党人都必须做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纸美德的模范。这是由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角色所决定的。
为了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传导作用，在确认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的同时，还要建立中华传统道德与中国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关键性环节，促进中华传统道德向现代化的转换：
一是慎独的道德。慎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除了大量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外，对于个人也有严格的约束，这就是“慎独”。
慎独，语出自儒家经典《礼记》“中庸”篇：“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在独处而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后世儒家将它普遍化为立身做人的道德准则，认为慎独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功夫。譬如，东汉大儒郑玄说，慎独是关于个人闲居时的一种行为约束。宋明理学家将慎独列为人生修养的重要方法，所谓做人要“以存诚慎独为主”。明清以后，经过儒家文化的宣导，慎独的道德价值取向有既深且广的社会基础，被人们广泛认同。明代忠臣杨继盛在训子书中，对慎独有一番严格而仔细的解释：“心以思为职，或独坐时，或夜深时，心头一念，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则思之以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为分毫违心害理之事，则上天必保护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则，天地鬼神必不容你。”总之，在整个传统社会，儒家文化将慎独作作为做人修身的道德主轴，约束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它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历史局限性。其局限性是，宋明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人生观，将慎独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虚伪、伪善的死胡同。但是，其合理的文化内核，却值得后人继承与弘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