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喜欢以文明古国自豪，也喜欢以礼义之邦自诩，似乎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最道德的国家。直到今天，一些学者之所以依然坚信，道德中国的重建便在于恢复中国的传统道德，就因为传统道德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而儒家学说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充满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所以极具现代意识。既然中国的传统道德渊源于儒家学说，那么，复兴儒学，让儒学重新成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中国也就可以从道德失范的状态中走出来，而重新成为一个文明道德的国家了。
果真能够如此吗？这便是我们必须首先考察的问题。
一说到中国的传统道德，“忠”、“孝”、“节”、“义”这四个字便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因为近千年来，这四个字被认为是道德的终极标准，以至于先秦时代的孝、弟、忠、信反而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的人才知道。有明一代，儒学的道德规范被推到了极致，因而当时所出的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烈女也就特别多。用不着检阅别的书籍，只要翻阅一下《明史》，我们便会发现忠、孝、节、义具有什么性质，它对维护传统社会又有何种作用，而人因此变成了什么。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也最荒唐的一个朝代。当时的帝王们好象混蛋大比赛一样，一个比一个混蛋。然而，就是在这个朝代，所出的忠臣特别多，下场也特别悲惨。许多人为了要成为忠臣而干涉皇帝的“家务事”以至于被杀头，被杖毙，其被诛连者更不下数万人。并且，由于皇帝们的混蛋而宠幸太监，太监们的弄权则又必然引起忠臣们的不满、乃至反对；而由此所遭致的是对忠臣们的迫害，其冤死者亦不下数万人。尤其可悲的是，这些冤死的忠臣不但不知悔悟，反而还在临死前向皇帝上表以表示“谢恩”。
正是一个“忠”字使士大夫们忘记了“士志于道”、“从道不从君”的古训，也忘记了“社稷之臣”与“事君之臣”的区分，而只知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教条，并以死来表达自己的忠心，从而赢得“忠臣”的美名。为此，他们不但不顾父母妻儿的悲惨下场，甚至也不顾势必还要殃及亲戚朋友、子弟门生，让他们也把命搭上。这种做法究竟是道德还是不道德，难道我们不应该加以反思并重新评定吗？
儿女之孝敬父母，媳妇之孝敬公婆，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明朝所出现的种种特殊现象，诸如割股疗疾、刺血治病等等，则不但治不了病，反而会使自己致残、送命。这固然与传说中的“二十四孝”的影响有关，但确也不能不是当局鼓励所致。这类行为诚然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但其荒唐确是显而易见的。之所以要这样，自然是为了博得“孝子”的美名。即使是父亲犯法而由子女代为服刑，也未必就是真正合孚道德，至于“子为父隐”则更是以亲情凌践公正。所以，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如果被推到了极端，就会失去其道德的真谛。
由于孝道除了生养死葬以外，还必须“无违”，因而子女的命运便完全操之于父母手中，子女的任何事情，都完全由父母决定。别的且不说，仅仅在婚姻大事上就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而且由于子女在父母面前没有独立的人格，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受到父母的责罚。最典型的事例便是，梁朝大司马王僧辩的母亲的作为。她是一位极严厉的老太太，尽管其子已四十余岁，又是统率三千人的大将军，而她少不如意，即棰挞之。即使如此，其子亦“不敢疾怨”，仍得颜色婉愉，“起敬起孝”。{1}在这样的孝道面前，哪里还有什么人格？哪里还有什么人的尊严呢？
所谓节，本应包括男子的气节和女子的贞节，但到后来则专指女子的贞节了。按照所谓“失节事大，饿死事小”的混账话，守节便成了女子一种极大的悲剧。如果丈夫死后尚有子女，妇人不再嫁也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许多妇人不过十几二十岁，又无子女，却不得不终身守节，在孤苦伶仃中度过一生。更荒唐的则是，许多少女尚未成婚，但由于未婚夫死了，也不得不终身守节，而完全牺牲了人生的乐趣。此外，为了赢得“烈女”的美名，还有许多女子殉葬、毁容、自残，以表示自己的坚贞。凡此种种，无不表明，节不但不是一种道德行为，反而倒是最不人道、最为狠毒的行为规范。
义的涵义十分含糊，内容又极其庞杂。所谓“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或许是一般人对义的最生动、最准确的形容。义有忠义、恩义、侠义等区别，但义的终极必须都是为了“哥们义气”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所谓忠义，是指忠于“哥们义气”。最典型的便是关羽的挂印辞曹，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秉烛待旦，古城相会这一组故事。因为它所表现的便是为了义气而完全不要个人利益，不怕任何风险，从而体现了哥们的忠诚。
恩义则是指为了报恩而不惜自我牺牲。这种牺牲包括受谴责，被惩罚，乃至送命。关羽在华容道上之暗放曹操，便是恩义的一种表现。至于类似《聊斋》里的田七郎那样的恩义之士，在中国历史上则更多。他们都是为了一个“义”字，而断送了大好年华乃至性命。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便是侠义的表现。由于仅仅是“路见不平”，而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拔刀相助”，侠则侠矣，但却也干下了许多蠢事，李逵大闹忠义堂便是一例。
义的观念，在中国民间，尤其是在下层社会被抬得很高。其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有人出于义气而帮助他们。另一方面，义则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内聚力，使一些民间社团乃至黑社会组织得以保持其内部的团结。正因为关羽是义的典范，所以，他一直受到中国民众的顶礼膜拜；而一些黑社会组织和民间社团甚至把他作为他们的守护神来对待。他在下层社会的地位之高，竟然超过了孔子，因为他一直被尊为“武圣”、“武帝”。
然而，义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中国民间所起的作用，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通常是导致社会动乱的一个因子。因为一切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一切黑社会帮派，无一不是靠一个“义”字结合起来的。退一步说，一些年轻人之走上犯罪的道路，也往往是为了一个“义”字才被歹徒引诱而上钩的。
不能不承认，我们对忠、孝、节、义这几个道德范畴既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也没有做比较充分的论证。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断言，近千年来，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我们的确很难把它们视为道德。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它们把人变成了一种符号，一种工具，从而不仅戕杀了人的个性，也摧残了人性，以至于令我们很难相信，那些“忠臣”、“孝子”、“义士”、“节妇”、“烈女”还是一个感性的存在物，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一个“人是目的”的社会里，这种符合化、工具化的人，无疑是对人的尊严的亵渎，是人道主义的反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