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精神是中国博大的道德文化的集中体现，就其广泛依托而论，不仅有雅俗文化之兼顾、动静文化之并存，而且有诸家文化之异同。在此，仅以主流文化及其对德育发展路向的积极启示为参照，择要阐释。
重德精神和入世忘我精神
人们常把中国传统文化称道德核心文化，足见重道、尚德的程度。蔡元培先生倡导美育，曾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中国人其实是素有以伦理道德代宗教之优良传统的，或者也可以说中国人素有宗教般重视道德的传统。中国的重德还有其典型特色，一为重大德，以国家社稷为重；二为淡漠功利，甚至以道德与物欲相对立。因此有入世忘我的道德精神。
孔子思想以追慕效仿文王、周公之礼制文德为渊源，而西周盛世重伦常道德自乡学到国学一以贯之，如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注：《周礼·师氏》。）即全部为伦理道德。至孔子设六艺课程以教弟子，六艺只是被视为途径，道、德、仁才是其目的。中国重德的传统沿延下来，直到近代史之最后记载，也还是把道德看作富国强民的本中之本的“大纲”、“大要”，即使是深受“西艺”影响，崇尚利力的洋务、维新改革派也依然坚持教化、德育为核心。从重德的特色来分析，第一个特色所表明的重大德并以国家社稷利益为大德，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中，这个体系以致知、修德、为政建构起来，它既是道德教化与修养的历程，也表明一种道德层次区分。极有典型性的证明就是《大学》所列“八目”：格物、致知为第一层次，是思想品德基础，也体现为方法论；诚意、正心、修身为第二层次，是道德修养，也即培养道德情感、树立道德信念和信仰；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第三层次，是政治化的大德，即关怀国家社稷与贡献层次。第二个特色所表明的淡漠功利，以道德与物欲相对立，这在孔子语录中可谓俯拾皆是，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论语·述而》。）“君子度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注：《论语·卫灵公》。）“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注：《论语·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注：《论语·里仁》。）孔子后儒们也基本上传承着这种超功利的道德观念，如“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注：《说苑·贵德》。）“君子笃于义而薄于利”（注：《新语·本行》。）。这样的道德精神，究其根源，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在天人关系中重人、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在人际关系中重社会群体价值，把个人主体的价值依托于社会价值。中国文化具有典型的人本特征，这种人本是与自然相比较体现出来的，它不把宇宙、自然与人对立起来，而是以人知天，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从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注：《孟子·尽心》。）到董仲舒的“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对类合之，天人一也”，（注：《春秋繁露·阴阳义》。）再到宋代二程的天地人同物，人与物同体的观点，可以见出中国文化重人、重人与自然和谐的目的论精神从朦胧到自觉的过程。这一过程达到的结果即天人合德，这种天人合德的道德精神深沉地积淀下来，至今中国人论道德之得失也还习惯以“天”为表征，并且还习惯将它纳入阴阳轮回的循环系统之中，像天理、天良、阴功、阴德等。在中国人的体验中，“文化中之道德生活亦为自然生命的自然表现，道德本身之具备美感并能充实生命也就是由于道德离不开宇宙本体。”（注：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显然，中国之重德精神以及重德轻功利的精神正与此种价值判断相关。天人同德而且道德以美的体验充实生命，当然会激活道德追求。进一步分析，还可以看出，当撇开自然，只论人际的时候，中国文化又特别重视社会价值和他人价值，而较少顾及个人主体价值或“我”价值，或者就把个人主体价值或“我”价值放在社会关系中考察，是从社会价值出发判断个人价值而不是从个人价值出发建构社会价值，这就形成了中国的道德人本主义，并据此确立起忘我入世的道德人生、道义人生的价值目标。
如此之中国传统道德精神，其现代意义十分明晰。由蓬勃发展的经济、日益丰富的物质所可能滋生的不正之风，几乎都反映着重功利而轻道德的价值观，而且又总与重个人价值而忽视社会责任相关照，因此，重德、重国家社稷之大德、能动地超越功利追逐以弘扬道德和道义人生，正成为当前道德教育之急需。其一，社会可提供性与人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唯有在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与道德文明相一致时才会获得平衡，否则就永远不能克服超越性的物欲病态。现实中存在的道德淡漠、道德平庸恰恰成为物欲病态的温床，这反过来也会遏制物质文明增长。宗教般重视道德、重视大道德、重视社会与他人价值、忘我入世以兴国利民，这不仅可以淡化社会可提供性与个人需求之间的冲突，而且教人以勤劳质朴善良的品性克已尽责于社会，教人以严律已、宽待人的敦厚品性奋发向上，人如果都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注：《论语·卫灵公》。）而且也因此会悟透“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孟子·告子下》。）其二，中国传统的自然之德、审美化的道德体验，可以认为是与当前生态道德、宇宙道德、环境道德一脉相通，它可以直接成为解脱地球危机、人类困境的道德精神。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可以使中国传统的天人合德精神具有重要的未来意义，天人相谐的道德应具有自然之生命精神以及人的审美愉悦精神，这对于克服形式主义或理想主义德育的弊端，克服庸俗现实主义或消极德育的弊端，都具有重要意义。东方道义人生不避生命之艰苦，却能虽苦犹乐，获得精神生命之幸福体验，这应当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生价值观。其三，我国独生子女所呈现出来的自我中心心态，固然有家庭结构、生活环境改变等众多外部情境原因，但毕竟不可否认教育的失误，这种失误的关键在于家庭只娇宠“自我”却没能真正全面地去培养“主体”。其实质在于家庭无意中步入西方“自我→社会”的成人模式，却忽视了西方“自我”的众多特征，由此助长了自私、自我中心、任性。而中国传统的“社会→自我”的成人模式，（注：杨启亮：《评古典儒学的人本主义教育观》，《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 期。）却极适合东方家庭教育，因此重德精神，重社会价值以至以社会价值来判断主体价值的传统，依然应当批判地继承，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