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精神虽重规范约束却更求自觉自德。钱逊先生曾举例讨论中国的提倡自觉的道德精神，概括出两个典型特点：一为“自讨”精神，别人完全没有责备，自己首先进行自责；二为把道德看得非常重，为了求得道德上的心安，甚至可以牺牲生命。（注：钱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与此相关，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虽有温文柔静的特色，却又重视立志持志、自我磨炼。这可以视为东方文化的奋发刚健的另一面。
自讨、自责、自觉，都是道德的内在修养层面，是以心安为安，安仁为仁，是内部道德环境形成的水平。并且是心安求仁，而不是“利仁”，即不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去求仁，这种道德精神不仅是以超功利之心重德，而且是重德由他律转为自律、由规范转为自觉，展示了道德的深化、主体化发展轨迹。那么，这样的自德如何发生，如何修养？虽然，“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注：《孟子·尽心上》。）但重要的却是立志持志、自我磨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注：《象传·乾卦》。）正是要在天人合德基础上确立刚健的自强精神，而自强精神则要有为之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匹夫不可夺的“志”与浩然之“气”。还要有自我磨炼的砥砺意志及耐劳耐苦精神。
“志，气之帅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注：《孟子·公孙丑上》。）这表明与道义相和谐的志气使人奋发向上毫不畏缩，它充实着刚健自强的道德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色性格和气派。由前述价值所制约，这种精神必然重视社会整体群体或他人价值目标，所以必然是为国家社稷之“大我”而克制个人之“小我”的，是足以凝聚成一个民族的刚健自强整体精神之大志大气与大德的。对个人主体而言，他可据此修养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人人都修养到这样的境界，就是民族气节与骨气了。鸦片战争中虽被战胜却未被征服的中国人，正体现了这样的气节与骨气。从主体修养的途径来看，中国传统德育不取西方“避苦求乐”的自然道德观，而重视培养人为道德精神的目标，自觉承受物质贫困和身体劳苦，它教育人为道德精神之乐而不避物质功利之欠缺、生理肢体之劳苦，或者为他人的乐不避自己的苦，这是以避乐吃苦为乐的精神境界，如“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都属这种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磨炼”就成为一种自觉行为。传统的中国精神，几近自然地认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人之成才的必要的“磨炼”，因此就有能经受挫折的健康心理。
显然，这样的传统道德精神也充溢着时代道德的鲜活张力。现时的青少年儿童中滋生的依赖性“主体”意志，重视自利自我却唯独缺乏自责、自讨，缺乏为他人的自觉；而自我中心的功利主义则极容易导致为利而忘义，为一己之小利而失大道义；不耐艰苦、不耐挫折、心理脆弱、笃信避苦求乐的自然观，这也几乎成了独生子女在不加积极调控的现代家庭结构中的必然表现。可以说，时代在呼唤着我们重振中国道德精神。其一，在繁琐空泛的政治思想道德的规范教育、重在灌输道德认知却不能有效触动道德情感的约束性教育成效甚微的情况下，“利仁”之心必然发生，“安仁”之心则不免被疏远。德育因此急需实现由外向内、由他律向自律的目标转换，这其实也是当前素质教育在德育方面的体现。可以认为刚健自强的精神，如果围绕自尊自重的基础发展起来，成为“自德”的优良品质，就是一种现代道德素质。其二，义与利的关系可谓在矫枉的过程中因“过正”而失衡，走向了另一极端。“羞言利名”在现时代尽管也可以认为太迂腐，忘我、无我的境界也可以认为有些超然的理想状态，但倘若不能为国家社稷之大德而克制一己之“小我”，坦然丢掉民族之精神风骨，这也的确十分危险。因此，现时代还需要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道德精神，在中国已发达到具有“战胜不易”的坚实基础的时候，万万不可对“是否会有人被征服”掉以轻心。其三，自我磨炼的精神可以认为是优秀的传统精神，不仅是物质性的挫折、艰苦需要有健康的心理来承受，精神性的受挫、艰苦更需以健康心理、自觉的行为去调整，因此，当代青少年儿童需要受些磨炼，许多新产生的问题和不良走向，正是与缺乏磨炼相关。当然，磨炼应是自觉与自德的，如时兴的“挫折教育”、“磨炼教育”之类活动，则不能划进自我磨炼的范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