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源于自强不息的自德与自我磨炼是奋发刚健的，那必须说，中国道德精神中还有自然影响、潜移默化的一脉温文阴柔的传统。诚然，提及阴柔很难不以老庄道家的自然主义道德为典型，其重柔弱、尚谦退、信自然、倡无为的道德精神也的确是具有跨世纪超越性特色的。但本文宗旨是研究中国主流文化中的道德精神，故提群德、陶冶还以儒家传统为参照。这应视为儒文化之刚柔相济的分析与诠释。
群德相对自德而言，不是主体自我之德，而是社会德风之德。自然陶冶相对规范教育立志持志而言，不是外显的德育，而是以乐与美的形式陶冶情感，是潜移默化的内隐的德育。钱逊先生明确地把提倡个人自觉与加强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作为道德精神中互相作用的两个方面，并对社会道德风气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注：钱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笔者把道德风气视为群德， 而群德无论体现为政风或民风又都是一种潜隐的群育。群德与群育说到底就是社会道德环境及其德育功能。“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注：《荀子·劝学》。），说的就是这种功能。钱逊先生解析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本义的时候认为，这不是指在民族危机中号召人们去担负天下兴亡的责任，而是提倡世人把社会风气的转变和道德教化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其中“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极为中肯。因为顾炎武的原语义是视民风民俗为天下之大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显然这里蕴含的群德精神，与时下所提倡的公民道德素质、优良社会风气不无相通。
如果把自然陶冶精神纳入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范畴来看，主要应为方法和功能，所以群德与群育就常常显示出自然陶冶、潜移默化的特征。当然，中国传统德育之重视寓教于乐，重视策动情感，更具有自然陶冶的典型性。解读孔子的人生论、教育目的论，不难发现其以致知求真为始，以诗乐求美的途径，以体行道德仁求善为终的清晰路向，他所谓“人而不仁，如乐何”（注：《论语·八俏》。）的感慨，就是其对乐与德关系理解的极好证明。再如荀子在《乐论》中说先王“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思”，这也不仅是因为乐是“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而主要是因为乐“足以感到人之善心，使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显然是因为善德的目的。中国道德精神中的重乐、重自然陶冶，与德行教化、治民合德之所以能和谐共存，是基于把握了其中的精要：不仅循乐情相通的规律可以自然而然地培养人的善德之心，所谓“致乐以治心，则易直谅子之心，油然生矣”，（注：《乐记·乐化》。）而且此种善德之心会具有道德情感的真诚，所谓“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注：《乐记·乐言》。）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之群德及群育，深刻透视出社会德风的德育功能，在现时代社会不正之风深刻影响学校德育的严峻形势下，它启示人们正视必然，也觉醒匹夫之责。而自然陶冶的传统精神对于环境教育、学校潜课程也有重要的诠释意义。繁荣的现代美育如果不能端正善德的目标，由于乐风与德风的必然关系，那么不可以为伪的“乐”会导致如何的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中的群德、陶冶，至少启迪我们重新思考以下问题：其一，青少年的道德现状，从某种关系角度来看，也是社会德风的一面镜子，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正是对这种关系的真理性概括。而“亡天下”如果源于“士君子”之失责，那么其普遍发生的问题就包括了普天下的“匹夫”之失责，所以，为了孩子也该呼唤社会公民之群德。其二，道德的养成应重视陶冶，陶冶的功能属自然而然，德育就该如润物细无声的入夜好雨，因此德育必力戒形式主义，并且要洞悉各种形式的潜课程、潜教育。而“乐”既为传统德育的有效途径，古人以善德为准则，提倡“德音”、“和乐”，反对“溺音”、“淫乐”，就很发人深省。这已不仅仅是德育问题，而是美育如何发挥德育功能的问题，如果不以善德的准则来选择“乐”，“乐”能否育善德？能否育美？这都会成为在善良愿望下产生不良结果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