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满头大汗地做那样的一场游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缺--
在北方的那个小山沟儿里，槐树的浓阴下面，我们一本正经地搭起了一个灶台，里面塞着柴火，做一顿“饭”。用从山洼上捡来的橡壳儿做锅碗，一个破罐头盒做缸，里面灌满了河水。用黄泥捏成饺子和包子，怀里抱着一个玉米孩儿，乱七八糟地绕着脏污的花布。在“饭好了”的时候，最先把黄泥做的饺子抹在玉米孩儿上，算喂过小孩儿了。
那时候，地上还有一小堆黄泥，慢慢地风干。
小孩子的游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为了快活，但长大以后，我终于明白：其实那里面有意无意中寄托着我们从母亲那里总结出来的最高理想--快快长大、结婚、生儿育女。
但我们没有想过过日子。因为在我们包的那种黄泥的饺子中间，并没有肉和菜，也没有油和盐。我们抱着的玉米孩儿，也不会说话，不会长。所以我们是不发愁的。
可是不发愁怎么能够长大呢？所以一定要过很多年，过很多很多数不清的日子，到那许多心操也操不过来的时候，那些一起做过游戏或没做过游戏的孩子便长大了。
春天的太阳一点点地斜到山的后面去了，杨树林子深处的地方已经看不清楚。在静静的林子里面，只有两个孩子，我和二姐。二姐在树上，我在地上，脚边放着一个大的荆条编的筐。二姐快活地捋着嫩嫩的叶子。
二姐终于笨拙地下树来，这次她的腰围塞得大大的，小褂儿上一点点的褶子也没有。二姐半蹲着，挺着身子；一把一把地把嫩嫩的树叶儿塞进筐里。她的两条辫子乱乱的，她的手，被杨树叶儿染成了黑色……
在那个时候，在二姐挎着装满杨树叶子的大筐，身子被压得朝着一侧深深地弯过去的那个春天的晚上，我们脚下的步子是怎样迈的呢？我实在记不清了。但在很多年后，很多很多数不清的日子过去之后，我的二姐就那样朝着我们走过来了。
在比我们娘家的天宽出去一些的那么一个山脚下面，二姐听见我的叫声，从侧面的地里走出来，回头打了个招呼，那儿有她的公公、叔公、婶婆、大伯、嫂子和她的小姑，还有牛和铧犁。她从他们中间走出来，带着一身厚厚的土气，头顶上包着一块绿色的方巾，是她做姑娘时自己买了用的。她有些笨拙地迈着腿，上了一个小小的土坎儿，身孕已经很重了。她就那样有些羞涩又有些不知所措地笑着，和我身边的朋友打招呼，问山里人见客必问的一句话：
“家里都不赖吧？”
那个时候春光何等明媚，地气在缓缓上升，土地上犁出的皱褶极自然地伸展着，随弯儿就弯儿，转到远方去。褐色的泥土翻起来，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气息。只有我们北方的土地才有那种厚重与平和。
山上蒙着薄薄的绿意，杨柳才吐出嫩嫩的芽。我听见一个小姑娘清脆的声音：“艳。”
我痉挛般地抓住了朋友的手。二姐在前面，很慢、很稳地走着。和我的朋友没话找话说。她的脚迈成“八”字，稳稳地从零乱躺着的石头上走过去，走向她的家。
不久以后她生下来的那个女儿，在夫家应该排在“凡”字辈上，但二姐没有用，给孩子取了两个字的名字，叫“洁”。
她生孩子的时候，和那些健壮的山里的女人们一样，没上医院，也没找医生，接生婆稍一帮忙，就生下来了，没吃多大的苦头儿，她自己对这一切也从未有什么恐惧。
她也从来不提起那些事情，包括她的一生中最大的事情：结婚。
她很要强地过日子，过所有的“大”事情都过去后剩下的那些琐碎的日子，像奶奶和母亲她们一样。她从来不说什么后悔的话。她学会了平淡地说--咳！八升的命求不了一斗。
山里的女人老得快。二十六七岁，二姐的头发已经干枯并且有了些白发，总是土腾腾的样子，脸上由于在太阳下无遮拦地劳作，长满了雀斑。除了盖房子置家当，她什么都不想了。就那样从屋里忙到屋外，从家里忙到地里，闲下来的时候，和那些姑娘媳妇们站在一起，大声地说笑，旁若无人。
偶尔提起娘家的一个人，详细地问起那个人的家和他的老婆孩子，然后二姐平平地一笑：
“那破山沟子……”
“……啥都是命中注定的，你信不？”
然后二姐像什么也没有说过，到灶间手脚麻利地做饭去了。二姐夫刚一进门，她就用吵架一样的声音说：“快点儿吃饭，南面园子该补菜栽子了。”
两岁多的小姑娘，看见她的爸爸进来，极清晰地叫了一声：“三叔。”
他们说，这孩子命硬。
小姑娘的头顶上，有一道很长很宽的伤疤，才长了一些细细的头发。那是春天的时候，二姐执意去英石矿捡石头卖钱，把孩子托给公婆，不小心，饺子汤烫的。
二姐麻利地端饭上桌，又蹲到地上，去整理菜栽子。她的腰背很宽，头微低着，神情极其笃定，极其安详。
我的眼前一下子涌出遍地的灰灰菜来。在山里的某个地方，许许多多的女人--我的奶奶、我的母亲、我的姐姐们，她们神态安详，手臂上挽着篮子，在遍地的灰灰菜中间，一次又一次地，弯下腰去……山里的女人像灰灰菜，种也长，不种也长。
我把那个孩子抱在怀里。
于是我又想起童年的那样一场游戏。
那时候，我们确实只有一堆稀泥。但有一种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铺在那里，已经很多年了。 |
